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文章:有一本杂志叫《今天

日期:[2019-09-18] 浏览:[次]

  我们试图去寻找30年前最早萌芽的那棵嫩芽,希望能借此找回那个被遗落的带着最初梦想的行囊

  那是建国以来,第一次地下出版并且发行的文学刊物。可在80年代,关于诗歌的热潮,来得蜂拥,却转瞬即逝

  诗歌的第一波浪潮仿佛比其他来得更早。在1970年,当大多数年轻人在面对上山下乡的困窘中迷失的时候,一部分年轻人以诗歌的名义得以浮出水面来透口气。

  1970年初冬是北京青年精神上的一个早春。郭路生的一首《相信未来》,最早的打开了那一代人心灵的窗户。“坚定的相信未来/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/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/相信未来,相信生命”。

  但线年代,诗人们都浮出水面来透口气,而诗歌的热潮,却是来得蜂拥,转瞬即逝。

  1968年12月10日下午四点零八分,一列火车满载去山西插队的知青,缓缓驰离了北京站,站台上送别人群的哭声和泪雨、冬日夕阳下的北京城都在轰鸣的车轮声中远去,列车在加速。望着满车厢青春热血的战友们,北京市25中67届高中毕业生郭路生,就着昏黄的车灯,在一张白纸上即兴写下诗行:“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,一片手的海浪翻动了,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,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……

  这首描写知青上山下乡告别北京的惊心动魂的诗,以后在广大知青中不胫而走,广为流传。以后郭路生在山西汾阳插队时经常给知青们朗诵他写的诗,每次听到《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》时,知青们往往泪流满面,因为它抒发了一代人辉煌梦想的破灭和苍凉青春的呼喊。

  郭路生出生于山东朝城,母亲在行军途中分娩,起名路生。他15岁便开始创作《海洋三部曲》长诗。文革前夕,北京一些中形成一个“文艺沙龙”──“太阳纵队”,发起人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郭世英,还有牟敦白、张朗朗,他们经常通霄达旦探讨当时敏感的一些哲学问题和文学观点,郭路生也曾出入这个沙龙,深受他们思想探索精神的影响。

  文革期间这个文艺沙龙被查禁,郭世英在1968年4月被北大的造反派“”, 张朗朗流亡南方, 在好友王东白的本子上写下“相信未来”四个字。郭路生则以此为题,写出那首著名的诗《相信未来》。

  1968年,当年轻人们开始怀疑此前的一切,带着迷茫被洒向广阔农村的时候,郭路生的这首《相信未来》给当时的年轻人一丝希望。在他们眼里,所谓诗歌,此前仅仅是“与天斗其乐无穷,与地斗其乐无穷”的大无畏。

  当时在圈内的人普遍觉得,《相信未来》似乎明显受到普希金《假如生活欺骗了你》《致西伯利亚囚徒》等当时在知青中广为传抄、朗诵的诗的影响,高贵、坚贞、悲壮而又温情脉脉,是一种活生生的生命体验和自我情感的体验,没有虚假的标语口号,抛弃了政治禁锢和意识形态的桎梏,从而恢复了诗的人性与文学性。

  那时候,在北京最时髦的青年文本是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和《带星星的火车票》,还有郭路生的《相信未来》。

  诗人和他的诗迅速在上山下乡的知青中间蹿红,也同样征服了在城市里蜗居的青年。不久一个年轻人,对着郭路生的《相信未来》说出了,“我不相信!”

  那个年代,北京年轻人有关青春的记忆,都与颐和园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赵振开当时在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做工人,大多数年轻人上山下乡的时候,他在河北蔚县山里憧憬着外面的世界。

  1970年的那个春天,在他的记忆里来得特别早,这大概是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回忆美好事物普遍充满的感情。赵从河北蔚县工地回北京休假,与同班同学曹一凡、史康成相约去颐和园。

  在“上山下乡”运动大潮中,这几个年轻人属于留守城市的另类。那时候,城里的年轻人们都走了,北京近乎空城,颐和园更是人烟稀少。

  赵振开至今还记得,当时史康成站在船头,挺胸昂首朗诵了一首诗,“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……”让在场的人不禁为之动容。

  赵振开在后开的回忆里记述,郭的诗像一个时代的和弦,一下子就触动了他某根神经。

  那时每年冬天农闲,年轻人都纷纷回到北京,互相交换书籍,很多人开始写作,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文学文化沙龙。北京有一个比较大的沙龙,女主人徐浩渊是个传奇人物。“文革”期间,她曾装成乞丐到农村去了解农民的生活,又因反坐过两次牢。70年代初,她周围聚集了一批人,多是业余的知青诗人,这个圈子后来成为“白洋淀诗派”的产床。

  当时,沙龙中的核心人物一个是岳重,一个是栗世征。他们都来自白洋淀,插队三年。

  岳重很有天赋,其父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,家中有4000册藏书。这决定了他成为沙龙核心的主要因素。岳重15岁时,已将黄皮书(文革期间内部发行的文学读物)阅尽。19岁即写出《三月与末日》等8首长诗,此后一歇笔就是15年,他的经历是神童式的:中学数学补考,笛子拿来就会吹,画的漫画让每个被丑化的人都开心之至,后来到农村无师自通,在白洋淀站在船头高歌几声就进了中央乐团。

  1973年以后,徐浩渊的沙龙被关。再后来,岳重和栗世征开始写诗,他们笔名一个叫根子,一个叫多多。

  赵一凡在他的沙龙中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传播书籍,致力于对“文革”中一代青年人的文化启蒙。

  正因此,在赵振开眼里,赵一凡已经不止是个沙龙的组织者,更是文革一代精神启蒙的盗火者。

  赵一凡的家里也算高干,加之他年龄大,朋友圈子广,自然成了传播地下诗歌核心。

  这个地下沙龙也是青年人交流思想的重要方式。组织诗会,交流心得,是沙龙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。

  对于文革一代的年轻人,组织诗会的确是一种颇具优越感的经历。而用当时的世俗眼光来看,赵一凡无疑属于一个“精神教唆犯”,一个隐蔽很深的“现行反革命”。

  以赵一凡为核心的圈子在1973年逐步扩大,不少文学青年以及关心政治的青年不断出入这个沙龙。赵振开还记得,那一年,年轻人们颇为活跃,许多青年经人介绍与赵一凡相识、交谈,并建立通信联系。青年们聚集在沙龙中,不仅谈小说、诗歌、样板戏,也谈政治。

  他们谈到各自的经历,谈到革命,谈到十二月党人,谈到俄国文学。北岛才知道赵一凡的生活里充满了传奇色彩,他从小就跟父母南征北战,去过苏北和鲁南等根据地。革命对他来说是天经地义的,让他感到困惑的是当时的政治高压。

  到这一年底,赵一凡的沙龙受到了警察的“围剿”。 这个圈子被定名为“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”。

  这一事件,对赵振开的影响很大,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。由于和赵一凡的朋友关系,他也做好被捕的准备。他在回忆录里写道,第一次经历的恐惧是刻骨铭心的,半夜有汽车经过都会惊醒我,再也不能入睡。我那时终于懂得:革命不是想玩就玩的游戏。

  到了1977底,政治空气逐渐宽松。刘心武的小说《班主任》发表,标志文艺界开始自我解冻,一年之后,卢新华的小说《伤痕》引起轰动,连同稍后出现的话剧《于无声处》、小说《神圣的使命》,被视为接踵而至的伤痕文学的发端。与此同时,在北京出现了,《北京之春》《探索》《四五论坛》等一批政论性刊物应运而生。

  在一间租来的农民房,围着一台破旧的油印机团团转,几个人忙了三天三夜,一份杂志就问世了,叫《今天》。

  赵振开和朋友们蹬着平板三轮车一天内跑了几十里路,到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张贴自办的文学刊物。天已大黑,看不清刊物的内容,但自办刊物这种形式本身足已使他们这些年轻人兴奋不已。

  这是建国以来,第一次地下出版并且发行的文学刊物。地下诗歌终于得以浮出水面。

  80年代,芒克去西安参加诗会,当时被台下狂热的青年们追得走投无路,躲进了后台。诗歌的拥趸们随即冲进来,朝着他喊“诗人呢?”他用手指了指门外,这帮人蜂拥而去。

  那时候,赵振开也有了一个闻名全国的名字,北岛。知道食指的已经不多,那个名字已经属于文革一代的记忆。关于诗歌的热潮,也像芒克的那个故事一样,来得蜂拥,转瞬即逝了。

  如今,一些依然热爱诗歌的人在香港的一隅继续出版发行《今天》,但它已经不是当年的《今天》,而是糅合了诗歌、小说、散文等文体的综合性杂志。去年12月,它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创刊30周年纪念,北岛、芒克、舒婷、严力、翟永明等等都到了,而之后的报道中,庆祝会的风头被现在更多人认识的贾樟柯、李零、高名潞、李欧梵等人占去了。 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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